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和“大国重器”，需要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已超越企业自身发展的单一范畴，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赢得未来国际竞争的使命要求。

　　AI阅评：本文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切入，深入阐释了中央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时代逻辑、核心使命、实践路径和现实战场，特别是结合国务院国资委部署给出了迈向智慧型增长的四维行动框架，对深刻理解中央企业为什么要将创新驱动作为头号战略，以及需要重点攻坚的方向等具有启发意义。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也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创新驱动发展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擘画了通往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

　　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和“大国重器”，需要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已超越企业自身发展的单一范畴，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赢得未来国际竞争的使命要求。

　　创新驱动是顶层设计的战略升维。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全面系统部署，创新被提升到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创新定义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二十大以空前力度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并部署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创新被锚定为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进入“十五五”时期，更要求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构成了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遵循。中央经Kaiyun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将科技自立自强列为重点任务，其核心指向无比清晰：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国际环境中，唯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突破封锁、穿越周期、赢得主动。

　　创新驱动是大国博弈的生存法则。创新驱动发展，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一系列战略部署的背后，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未来竞争的深远洞察。近代以来，我国多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的教训刻骨铭心；当前，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高科技遏制与“脱钩断链”，更是将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从“竞赛场”推向了“生死场”。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买不来、讨不来，化缘更要不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为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已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安全。只有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如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工业母机、关键矿产资源、种源安全等方面实现自主可控，才能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中央企业在惊涛骇浪中确保国家战略安全底线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消除增长瓶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动力。中央企业大多处于传统重化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面临节能减排、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唯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通过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才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内涵式增长，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这是中央企业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服务国家整体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

　　面对国家战略的殷切期待，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被赋予了清晰而具体的使命任务，要求中央企业必须心怀“国之大者”，在关键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Kaiyun作用。

　　第一，驱动产业跃迁：担当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的“主力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中央企业扮演着枢纽和攻坚平台的关键角色。国家战略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其核心在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优势资源，解决最急迫、最重大的科技难题。中央企业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系统的组织能力、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是组织跨学科、大协作、长周期重大科技攻关的理想主体。中央企业不仅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如大型油气田开发、先进核电、特高压输电、大飞机等）的出题者之一，更是答题者和交付者，承担从理论突破到工程实现、再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责任。将创新驱动作为头号战略，是中央企业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组织保障。

　　第二，培育未来引擎：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中央企业要深入实施“产业焕新行动”，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布局，巩固并扩大产业优势，开展“未来产业启航行动”，就必须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努力成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这要求中央企业必须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上加大投入，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深海开发等前沿方向超前布局。例如，在能源领域探索可控核聚变、高效储能新原理；在材料领域研发新一代高温超导、信息功能材料；在信息领域攻关量子计算、神经形态芯片等。这些探索可能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但却是决定未来产业格局的先手棋。这也意味着中央企业必须具备“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和“甘坐冷板凳”的科研精神，从“0”到“1”孵化原始创新，为国家科技长远发展播种、育苗。

　　第三，锻造安全基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中央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具有强大的产业辐射和生态引领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是中央企业的重大责任。将创新驱动作为头号战略，要求中央企业不仅自己要强，更要聚焦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在油气勘探开发、先进核电、高端材料、工业母机、工业软件等领域实现自主突围。同时，中央企业也肩负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双轮驱动”的重任。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图强”，通过深化“人工智能+”专项行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新兴产业以新求进，发挥产业链链长的牵引作用，开放应用场景，营造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塑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切实担当起维护产业安全、引领产业升级的顶梁柱责任。

　　为履行上述使命，中央企业需围绕国务院国资委部署的“供给提档、转化提速、产业提质、改革提效”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全链条的革新。

　　在供给提档方面，要强化原创技术策源能力。核心是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活水”。这要求中央企业：一是优化科研组织。针对不同技术（如渐变型与突变型创新）分类施策，构建符合科研规律的敏捷管理机制。二是深化协同攻关。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打造创新联合体升级版，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要素共投、成果共享、风险共担合作。三是攻坚关键前沿。积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体系消除关键瓶颈，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

　　在转化提速方面，要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目标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一是强化中试与场景牵引。加快建设并开放专业化中试验证平台，发挥产业链和应用场景双优势，推动自主技术和产品“国货国用”，在迭代中成熟。二是完善转化服务生态。通过创业投资、股权融资等方式，担当“耐心资本”；培育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引领新标准制定，破除转化壁垒。

　　在产业提质方面，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价值跃升。一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落实碳达峰方案，加快老旧装置更新改造，深化数字化转型。二是加速新兴未来产业布局。扎实推进“百大工程”和启航企业培育，在优势领域形成集群效应。三是营造健康产业生态。明确自身核心赛道，打造赋能型企业，开放合作，抵制内卷，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在改革提效方面，要激发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构建与之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是完善科技治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使用权，试点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二是优化要素配置。推动资源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加强对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的长期稳定支持。三是强化激励容错。建立以创新价值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并审慎包容地建立科技创新容错纠错机制，让“创新没有错误、研发不谈失败”的氛围蔚然成风。

　　创新驱动的紧迫性和针对性，最直接地体现在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斗争中。这是一场中央企业必须打赢、没有退路的“上甘岭战役”。

　　一是直面“卡脖子”清单的精准攻坚。当前，我国在诸多领域仍存在技术短板，一些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检测仪器、工业设计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这份“卡脖子”清单，很大程度上就是相关领域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的“作战图”和“责任状”。例如，在石油化工领域，高性能复合材料、特种催化剂、高端密封件、实时优化控制软件等；在电力领域，重型燃气轮机热部件、高压直流输电核心器件等。将创新驱动作为头号战略，就要求中央企业必须聚焦主责主业，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的方式，集中最优秀的团队、调配最充沛的资源，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地去攻克，直到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二是保障产业安全底线的生命工程。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生命线。每一次外部“断供”风险，都是对国家产业安全和相关中央企业生存发展的严峻考验。中央企业的创新，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维护这条生命线最根本、最可靠的保障。它不仅是替代进口的问题，更是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路线的超越和产业标准的引领。例如，在通信领域从3G追赶、4G并跑到5G领先的历程，就是通过持续高强度创新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引领发展的典范。因此，中央企业必须将科技创新视为保障企业生存和产业安全的“生命工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决心持续推进。

　　三是从并行到领跑的动能转换。在不少领域，我国已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但要成为真正的“领跑者”，必须依靠原创性和引领性的创新。这要求中央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止步于解决“有无”问题，更要追求卓越和引领。例如，在新能源领域，不仅要掌握高效光伏电池技术，更要前瞻布局钙钛矿、叠层电池等下一代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不仅要应用算法，更要探索新的基础理论和架构。将创新驱动置于头号战略，就是驱动中央企业主动确立更高目标，在前沿和交叉领域大胆探索，努力从全球技术创新的应用场转变为策源地，为人类知识宝库贡献中国智慧，在全球科技治理中提升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