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男，重庆忠县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智能化造就了当今的智能时代，把握智能时代需要从智能化入手。智能化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可以从技术方式、社会范畴和人学对象等多个维度加以解析。在人工智能深度而泛在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中，智能化展现出技术时代变迁、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革命、文明形态跃迁和人文精神重塑等多重意蕴，成为把握时代特征和社会形态新样貌的枢纽，并形成关于智能化及智能文明的技术—社会—人文的整体性探察。
人类正在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是以社会的智能化来定义的，而智能化又是以作为当代信息技术的人工智能的诞生为缘起的。智能化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综合性概念，它既代表着先进技术的创新应用，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变革效应，更折射出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改变的人文反思。从技术维度看，智能化体现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与持续演进；从社会维度看，智能化正在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带来生产力提升、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等一系列社会效应；从人文维度看，智能化促使人类重新审视人机关系、人的主体性和人类未来等根本性问题。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技术—社会—人文的立体考察框架，使智能化研究既具有科技创新的前沿性，又具备社会转型的现实关照，更蕴含人文反思的深意。
智能化中的智能，不是指生物智能或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而是特指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人工智能，所以智能化是作为一个技术范畴来使用的，它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智能的模仿和拓展的技术尝试，是人类发明智能技术的系统性探索。从历史发展来看，早期的机械计算装置（如帕斯卡计算器和莱布尼茨计算器）可以视为智能化的雏形，这些装置虽然简单，但已经在尝试用机械方式模拟人类的计算能力。随着电子技术的突破，人们开始探索如何让机器具备更接近人类的智能特征，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探索进入了全新阶段。电子计算机不再仅仅是数值计算的工具，而是成为模拟人类更多方面智能的技术装置。正是从电子计算机诞生开始，智能化才真正开启了其系统化发展的步伐，逐步演进到今天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越来越高级的智能技术形态。可以说，智能化就是智能的技术化及对技术化智能的使用普遍化，就是智能技术的泛在化，而智能技术就是在技术装置上实现智能的特征和功能。
简要地说，智能化的技术含义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或AI技术的系统化推广。智能化的技术含义可以从早已为人熟知的“信息化”概念中得到启示。信息化的公认界定是信息技术被社会各领域深度使用的过程，是在现代信息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由工业化社会或各种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和信息媒介高度普及的社会转变的过程[2]110。与此类似，智能化就是智能技术被社会普遍使用，成为标志性的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新特征起决定作用，对制造业、服务业、医疗健康等领域形成强大的赋能作用，深度影响人类的生活与生存方式，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人的参与和主导下完成的，所以智能化作为技术范畴，其本质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应用”[3]，也是“人的智力与人工智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一代生产力”[4]。
智能化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动态发展过程。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农业化通过机械化工具的应用实现了生产力的初步解放，工业化则通过流水线生产进一步提升了效率，这两个阶段可视为智能化的前身和基础。真正标志智能化开端的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它不仅改变了信息处理方式，更开启了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智能化跃迁的新纪元，这一进程至今仍在不断向更高的水平演进。
从基于弱AI的智能化到基于强AI的智能化是智能化演进的一种叙事。基于弱AI的智能化系统，如当前的语音助手、推荐算法等，虽然能在特定任务中展现出超越人类的效率，但其能力边界清晰，只能在特定领域执行预先编程或训练范围内的任务，缺乏真正的理解能力和情境适应性。相比之下，基于强AI的智能化追求的是通用人工智能（AGI），这类系统不仅能理解复杂概念、自主学习新技能，更能实现跨领域知识迁移，最终在认知能力上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水平。当然，这一演进过程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安全等诸多方面的争议。
从人机关系上看，智能化的演进正经历或将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其中最先出现的是“人主机从”的工具阶段，此时的智能机器仅作为人类肢体的延伸和简单指令的执行者；随后进入“人机协同”的伙伴阶段，人工智能在这一阶段开始具备自主决策能力，与人类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随着技术持续突破，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机主人从”的替代或异位阶段，智能机器可能在某些领域取代人类的主导地位。这一从工具到伙伴再到潜在替代者的演进趋势，不仅深刻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更引发了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定位以及人类文明走向的广泛讨论与人文思考。
智能化不仅是一个前沿的技术范畴，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范畴。由智能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联动效应，是智能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也是人类发明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所在。
智能化的日益泛在和深化，正在引发当代的智能革命。智能革命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新时代就是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6]智能时代既不同于依赖人力和畜力的农业时代，也不同于以机械化和电气化为特征的工业时代，也超越了以信息处理和传输为核心的传统信息时代，而是一个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特殊发展阶段。智能革命发端于技术革命，随后引发深刻而全方位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社会革命。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了自动化和精准化水平，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在重塑人类的思维方式，推动人的认知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升。这一系列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治理等各领域快速发展的关键动力。被智能化革命改变的社会被称为“智能社会”——一个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资源、以算法为关键生产力的新型社会形态。所以，智能化代表的智能时代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是社会形态的变革。
智能社会连同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基于“技术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社会样态划分。所谓“技术社会形态”，是不同于但又关联于经济社会形态的范畴，它是考察社会形态的一个特定视角。与以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来划分出“经济社会形态”不同，技术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7]426，由此形成对经济社会形态的补充，并可将技术社会形态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如果将两者相结合来进行表述（如“工业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等），就可以同时刻画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力性质和经济制度本质。
智能社会是全面走向智能化的社会，其中生产智能化实现的高阶自动化提高了生产质量和效率；经济智能化促使经济发展由资源和劳动力驱动模式走向智能科技驱动模式，催生了新的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文化智能化则丰富了文化创作和传播方式，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政治智能化提高了政务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生活智能化则在交通、医疗、家务等众多生活领域形成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应用场景，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生活体验和更高的生活质量；思维方式上，数据驱动、算法思维、人机互补等新的思维方式逐渐深入人心，影响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凡此种种，智能革命全方位塑造了一个智能化的生产经济结构、社会运行模式、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了涵盖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的数智社会环境。也就是说，智能社会是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全面重塑人类生存生活方式的社会形态。
在智能社会的演进中，智能技术正经历着从工具性回应到认知性对话的跨越式发展，甚至逐步升级为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准主体”。这一变革重塑了生产力的核心构成——由传统的“人力+机械”转变为“高智力人类+智能机器”的协同模式。在此过程中，知识创新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的价值创造源泉，人类逐步脱离直接生产，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站在生产过程旁边”从事控制调节自动生产线的工作。这种转变使人们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创意孵化、科技创新和精神文化追求，在极大地释放人类创造潜能的同时，推动着社会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迈进，这个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就是“智能文明”。
智能文明是智能化渗透至文明基因的产物，此时智能化的社会效应不仅表现为技术社会形态的迭代，而且开启了文明的转型：从工业文明过渡为智能文明，它是智能化引发的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和生产方式嬗变所贯通融合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向新形态的跃迁。
自从脱离野蛮时代后，人类就进入了文明社会。从物质文明的层面看，文明社会是一个不断被技术革命改造从而不断“转型”的过程，如机器技术曾导致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此即文明的工业化过程。当前的人工智能正在引导人类从工业化向智能化的文明转型。智能化所蕴含的物质层面智能文明的内在构成，就是从技术基础到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形态再到生产方式嬗变的多层次系统集成，这种集成体现了智能文明的整全性。由于智能文明是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跃迁，所以它继承了前两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又突破了其局限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关系，这使得社会呈现出结构的复杂性、功能的互渗性及规律的协调性。智能文明无疑也是这样一个动态的整体，即“一个能够变化而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8]11。智能文明本身就是智能社会的一种表述方式，类似于对智能社会的界定，智能文明是人类在智能化技术深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全新文明形态，是人类通过智能技术实现生产、生活、治理等领域的全面智能化，形成以数据为要素、算法为驱动、智能机器为载体的新型文明形态。用智能文明来刻画信息化的新时代，具有其他范畴无法展现的特殊含义，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智能化”与“智能社会的文明化”的双向交织。即智能与文明的“互化”或“两化”的相互建构与动态融合，使智能社会成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其中智能化与文明化作为车之两轮，彼此牵制和成就，协同运作，此即智能文明建设中的“两化协同”。它意味着：“智能社会不仅要符合技术上的智能化指标，还必须合乎精神文明的人文水准。智能化并不等于智能文明，只有当智能化被文明化，尤其是与精神文明高度关联，才是真正步入了智能文明时代。”[9]
与先前的文明形态相比较，智能文明在认知维度、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色。
在认知方式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认知模式相对较为线性和确定。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主要基于经验和直观感受，认为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较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工业文明虽然借助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使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了极大的提升，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线性思维模式，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因果链条进行分析和解决。例如，在工业生产中，通过把握原材料、加工工艺和产品之间的线性关系，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而智能文明的认知维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存在，人类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复杂多变的数据，发现事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复杂相互作用。例如，在智能交通系统中，通过对交通流量、路况、天气等多维度数据的实时分析，利用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交通拥堵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这种非线性认知模式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系统中的不确定性。
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机械化为标志，通过机器设备的大规模应用，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标准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然而，这种生产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智能文明的生产方式则以智能化为核心。智能化生产系统能够实现人机协同、自主决策和动态优化。在智能工厂中，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与人类工人紧密协作，根据生产任务和实时数据自动调整生产流程和工艺参数，实现个性化、定制化生产。例如，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实时获取客户的订单需求和偏好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工艺设计和生产计划排程，将产品生产与客户需求紧密结合，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社会结构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相对较为中心化和层级化。在农业文明时期，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土地的贵族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农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工业文明时期，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但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严格的层级管理结构，权力集中于少数管理者手中，普通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受到一定限制。智能文明则促使社会结构向分布式和扁平化方向发展。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去中心化，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取和分享信息，打破了传统媒体和权威机构对信息的垄断。在企业组织中，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信息传递更加迅速和透明，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化，员工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例如，通过智能协作平台，团队成员可以实时沟通、协作，共同完成任务，减少了中间管理层的干预，提高了组织的效率和灵活性。社会管理上升到宏观层面就是社会制度，智能文明还指向制度文明。追求制度正义也是智能社会文明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括对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文明化要求，即要求智能社会与更文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匹配，也就是建立适合智能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为此需要探寻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能促进大模型的大应用，更能通过大参与使智能化技术服务于公众，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全面而顺利地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转型。人工智能和任何新兴技术一样，都可能与资本“结盟”，甚至成为资本的“独角戏”，从而成为社会两极分化和智能异化的新领地，这也是“智能资本主义”受到批判的原因[10]。
在生态策略和态度上，工业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农业文明时期，为了开垦耕地，大量森林被砍伐，湿地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工业文明Kaiyun官方入口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智能文明则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修复，借助智能化技术，人类能够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精准监测和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例如，通过智能传感器网络对农田的土壤、水分、养分等进行实时监测，实现精准农业灌溉和施肥，减少水资源和化肥的浪费。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对环境污染进行预测和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方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所以，从宏观的社会效应看，智能化开启的智能革命，使人类步入智能时代，创建智能社会，转型为智能文明，由此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智能化所带来的社会巨变，是我们把握当今时代特征的重要枢纽。
智能化不仅是技术范畴和社会范畴，而且也是一个人文范畴，一个关涉人类生存论的向度，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已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工作方式、贸易方式、管理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通讯方式、交往方式、医疗方式、思维方式、研究方式、休闲方式等等。这些生存活动方面的改变综合在一起，就是生存方式的改变——生产的智能化和生活的智能化，即生存的智能化。”[11]换句话说，智能化与人密切相关，智能化的出现和发展，既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也对人自身的存在状况和未来命运产生强大的影响，这就是智能化的人文效应。
就积极的人文效应而言，智能化可以带来人的进一步解放。它不仅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和脑力，使人们从重复性、危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从直接劳动者转向智能系统的设计者、监督者和价值创造者，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智能技术正在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能辅助人类完成复杂任务，还可能通过人机协同实现人类的能力增强，比如增强记忆力、计算能力和感知能力等。这种技术赋能有可能推动人类实现一种新的进化形式——技术性进化。更进一步说，随着脑机接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融合发展，未来人类或许能够通过人机智能融合而突破生物进化的局限，走向一种更高层次的“超人”形态，实现人类存在方式甚至物种属性的新跃迁。
智能化在带来积极人文效应的同时，也蕴含着显在的或潜在的种种负面人文效应，从而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智能增强的同时，也可能使人类对智能技术产生过度依赖，从而导致自身智能的退化。智能技术虽然可以提高人类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但若不加以合理引导和规范，也可能导致智能异化现象，它无疑是劳动异化、技术异化、信息异化在智能领域的延伸或智能时代的投射，表现为人类在智能技术面前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和自主性，变成被技术所控制和奴役的对象，由此形成对人类主体性与价值体系的潜在冲击。此外，智能化中对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还可能导致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结构性失业等一系列人文风险，使智能化与人的关系趋于紧张，甚至使作为技术化、人工化的智能化走向非人化。凡此种种，都是我们需要对智能化进行人文治理的原因，即需要走向人文化的智能化。
人文化的智能化就是要走向前面所说的智能文明，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智能社会文明化”的指向。如果说智能社会是“我们能做什么”的答案，智能文明就是进一步回答“我们该做什么”，它关涉的问题有：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智能化？我们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智能化未来？显然，不能从智能化走向“智能主义”，在技术重塑关系、代码改变世界的时代背景下，切忌用AI来改变人性，将情感化为数据流，要警惕走向人工智能统治论，滑入智能化的“技术决定论”，避免由智能技术来主导人类命运，而应通过制度设计、伦理制约等人文手段来规避AI统治的风险。
智能文明所蕴含的智能社会文明化的指向，实质就是倡导智能化的人性化或人文化，因为“文明”不仅指称物质文明，还指向精神文明，体现在社会意识层面，它囊括“文明行为”“教化水平”等道德向度的含义，如表征“举止优雅”“彬彬有礼”或“摆脱野蛮洪荒状态”的精神道德境界，多与“礼貌”“教养”“德行”相近，对应于“粗鲁”“蒙昧”“未开化”“野蛮”“横暴”等“不文明”现象，旨在描述某种积极价值观引导下的行为特征。法国历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将其称为“人性的进步”或“道德的发展”[12]14；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励智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境界”[13]32。这一层面的文明主要指向“开化的行为；开化状态，即工艺、宗教、美术和科学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观念和风尚的总和”[14]4。用其关照智能文明，就是要求智能社会的文明化，主要是指智能社会不仅要符合技术上的智能化指标，还必须合乎精神文明的人文水准。也就是说，从文明的完整含义来看，智能化并不等于智能文明，只有当智能化被文明化，尤其是与精神文明高度关联时，人类社会才真正步入了智能文明时代。所以智能文明所追求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智能化，还包括人文层面的文明化，这无疑是智能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来看智能化的演进，不仅指其技术性能的改善，还指它在人文需求上对人的满意度，是技术与人文水平的整体提升，在这种整体提升中形成的智能文明，是贯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有机体。
智能文明也包含着人机关系文明，主要体现为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构建和谐共处、合理分工的协作关系，这是智能文明区别于传统文明形态的一种特殊场景。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展现出强大的学习和涌现能力，但其内部决策机制却具有显著的“不透明性”，这就是其对人所呈现的“黑箱”性质。这种特性导致了输出内容的不可预测、不可控制和不可靠等问题，即产生人类无法完全预知的内容，甚至出现事实性错误、逻辑谬误等“幻觉”现象或凭空杜撰内容的情况。这些技术特征背后潜藏着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文明地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就是要不断降低这种风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促进人机之间形成和谐友好的交互模式与协同机制，最终实现人类与智能机器的深度合作。在这一理想状态下，人工智能系统将主要承担重复性高、风险性强的基础性工作，而人类则可以专注于需要创造力、判断力和战略思维的高端工作，从而实现人机优势互补的文明发展新范式。
文明的人机关系还包括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维护。目前大模型的能力突飞猛进，在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其功能不断增强，甚至多方面超越人类。眼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以被用作智能体去完成许多任务，其升级版还可能充当完整意义上的行为体，成为一个“非人类的行动者”或“越来越像一个线]。此时，人类是否还能保持主体的地位？是否会出现“双主体并立”或“人—机共生的新型主体”？回顾人工智能发展史，“图灵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人类已不再是信息圈毋庸置疑的主宰，数字设备代替人类执行越来越多的原本需要人的思想来解决的任务，而这使得人类被迫一再地抛弃一个又一个人类自认为独一无二的地位。”[16]107如果具有自我进化能力的人工智能不断加速进化，尤其是涌现出意识后，是否会摆脱人的控制？人类发明的作为帮助我们达到目的之手段的智能生产工具是否会变成我们的对手，甚至导致人机之间的主客易位，智能机器会反过来统治和奴役创造它的人？防止这类人文风险的出现，维护以人为主体的人机关系，化解可能出现的技术异化或人机对抗，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会损害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保持社会有机体的文明有序，无疑攸关人类的命运。为此需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自然智能）的关系，既要看到人工智能在模拟和借鉴自然智能方面的成就，也要认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和局限性，避免盲目夸大人工智能的能力和作用，同时要深入研究两者如何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实现智能的多元化融合与创新。智能文明还包含人际关系文明。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和睦，但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所蕴含的巨大能力有可能带来人与人之间新的不平等或新的社会排斥。比如，使用大模型的能力或接近大模型的机会不同，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大模型鸿沟”，它是“知识鸿沟”“信息鸿沟”“智能鸿沟”的叠加和强化。例如，开发、训练和维护大模型需要巨大的算力、数据和人才，往往只有资金雄厚的大型科技公司或研究机构才能承担这些成本。这种资源集中可能导致技术进步的成果更多地惠及那些“独角兽”企业，而较小的组织或发展中国家则难以跟进，由此扩大了数字鸿沟。又如，大模型的学习或训练依赖于大量数据，如果在收集和选择训练数据时存在（例如性别、种族、地域等）偏见，大模型就可能会学习并放大这些偏见，从而在决策中不公平对待特定群体，由此加剧社会不公。再如，“大模型换人”还可能造成大量的失业，尤其是对那些在中低技能工作岗位上就业的人造成巨大的冲击。此外，一些大模型需要付费才能访问和使用，这也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群因无法获取或使用大模型技术而被边缘化，形成“数字贫困”。对此，需要加强政策引导与资源分配，推动技术普惠，同时建立伦理审查机制，确保数据公平性与算法透明性。
此外，社会成员全面接入大模型后还可能出现伦理方面的新问题，如数据隐私、模型偏见、有害输出、知识产权和数据网络安全等问题。尤其是在安全方面，大模型分别带来了以“黑箱”困境为代表的技术安全挑战，以虚假信息、偏见歧视等为代表的应用安全挑战，以数据泄露、篡改和真实性难验证等为代表的数据安全挑战
[17]，甚至人机合作也可能被恶人用来做坏事，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甚至“反文明”的新手段。所以，如何在追求大模型的更强能力和确保社会安全之间实现平衡，将是智能文明建设面临的长期挑战，需要制定相应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来解决。目前，旨在保证大模型的输出或行为与人类期望和价值观相一致的“人类对齐”（Human Alignment），已然成为大模型文明建设的主导观念，它要求我们在用大模型执行任务时，不仅要考虑其效率和功能，还要考虑人类的价值观和情感需求，让大模型做人类真正想要它做的事情。这就需要在大模型的研发和设计中嵌入人类道德和规范，如安全可控、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共担责任、尊重隐私等。通过这些共识性原则的落地，使大模型所介导的智能化不仅在功能上强大，而且在道德上可靠。在智能文明转型的进程中，智能化是否具有无限性也备受关注。虽然智能技术在不断进步、拓展其能力和边界，但其发展并非没有限制。人类要思考如何避免被智能机器全面超越或替代的潜在风险，这就需要为智能化设定合理的禁区和发展边界，明确智能技术可以应用的领域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同时加强人类自身的智能培养和提升，发挥人类在情感、创造力、道德判断等独特智能方面的潜力，实现人类与智能技术的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
总之，智能化的发展必须始终将“智能向善”作为核心准则，这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智能化进程可能带来的人文风险，包括智能异化、算法歧视、隐私侵犯、就业替代等人文社会问题。为确保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必须建立完善的人文价值评估体系，从人文自觉和人类主体地位的高度出发，制定涵盖隐私保护、公平正义、责任归属等维度的伦理准则。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发展范式，强调在技术创新中融入人文关怀，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机制，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中庸”等思想融入智能伦理建设，有效平衡技术进步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智能化真正成为人类实现更美好未来的有力工具和助手，而不是成为人类自身的威胁和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