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五角大楼，彼时，其预算的关键词是“维持”（Sustainment）。历经近二十年的反恐战争，其庞大的军事机器显得有些疲惫，预算的重心在于维护F-35、航母战斗群等现有装备的战备状态，应对的是非对称、低烈度的冲突。

　　美国新的《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报告中，“中国”（China）成为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被定义为“步调威胁”（Pacing Threat）——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上全面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唯一竞争者。

　　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就会发现：“后反恐时代”的彻底终结了，一个以大国科技竞争为核心的时代来临了。

　　而突出的增量资金的领域，可能说明，这是美方认为能够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技术高地。

　　该领域的预算的爆炸性增长，是美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略最直接、最强硬的回应。

　　在五角大楼的兵棋推演中，对手日益强大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使其昂贵的航母战斗群等传统力量平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因此，高超音速武器被视为破解这一困局的“银弹”——一种极端有效的、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或杀手锏。

　　高超音速武器（速度5马赫，弹道不可预测）的厉害在于极大压缩对手的反应时间窗口，从发现到摧毁可能仅需几十分钟，从而在冲突初期便瘫痪其指挥中枢，实现“首战即决战”的战略企图。

　　陆军“远程高超音速武器”(LRHW)： 为地面部队提供对数千公里外高价值目标的快速打击能力。

　　空军“空射快速反应武器”(ARRW)： 虽然在测试中遭遇挫折，但其研发经验正被整合进更先进的项目中。

　　于是美国国防预算的重心正从采购更多的F-35，转向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穿透性制空”（Penetrating Air Dominance）。

　　其核心是第六代战斗机“下一代空中主宰”（NGAD）与大量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协同作战飞行器”（CCA）组成的智能空战体系。形象点说，是要从“钢铁侠”到“蚁群”的进化。

　　NGAD： 这是一个集隐形、感知、计算和打击能力于一体的“系统簇”。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将成为空中指挥节点。

　　CCA（忠诚僚机）： 这些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将执行侦察、电子战、甚至“替身诱饵”和“敢死”攻击等高风险任务，形成“1+N”的作战模式，以可承受的成本实现数量优势和能力倍增。

　　同上，海军正在将“网络”的概念延伸至深海。未来的海上冲突，将是一场关于“发现与被发现”、“连接与被切断”的无声战争。

　　在此预演情形中，集中的、昂贵的大型舰艇已成为易受攻击的“活靶子”。为此，海军正全力推进“分布式海上作战”（DMO）理念，目标是构建一支由更小、更多、更智能的有人/无人舰艇组成的“幽灵舰队”。

　　“星座”级护卫舰：旨在以更低成本提供多功能的海上能力，弥补大型驱逐舰的数量不足。

　　“虎鲸”超大型无人潜航器 (XLUUV)：能够在水下自主执行长达数月的布雷、侦察和打击任务，成为难以探测的“水下暗哨”。

　　预算近200%的惊人增幅，说明，太空已从过去的“辅助战场”跃升为未来的“决定性战场”。

　　谁能掌控太空，谁能瘫痪对手的“眼睛”和“耳朵”，谁就能在信息维度上取得绝对优势。

　　曾经，渗透到美军单兵作战的每一个细节的GPS导航、卫星通信曾是美军的巨大优势，但如今也成了其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一旦失误（比如对手用低廉的反卫星导弹攻击），就会带来致命的弱点。所以美方急切想要将中心化的“神经系统”转化成去中心化。

　　“扩散式作战人员太空架构”(PWSA)：旨在发射数千颗低成本、功能各异的低轨道卫星，形成一个即使部分被摧毁也能快速“自愈”的弹性网络，彻底摆脱对少数几颗大型、昂贵卫星的依赖。

　　反太空能力：预算中也包含了大量用于发展“防御性”和“进攻性”太空能力的秘密项目，旨在干扰、致盲甚至摧毁对手的卫星系统。

　　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OODA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速度的竞赛。在未来战场，谁的OODA循环更快，谁就能先敌一步做出反应，抢占制胜先机。AI将成为这场速度竞赛的核心引擎。

　　而且，如果说以上四大支柱是未来战争的“肌肉和骨骼”，那么C4I与网络空间就是其“大脑和神经系统”。其核心理念是“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

　　JADC2： 这是一个宏大的“军事物联网”构想。它旨在利用5G、云技术和先进的AI算法，将陆、海、空、天、网所有传感器（“任何传感器”）连接到所有作战单元（“最佳射手”），实现信息的无缝共享和协同作战。

　　“联合作战云能力”(JWCC)： 为JADC2提供底层的云基础设施，由亚马逊、谷歌、微软和甲骨文等科技巨头共同承建。

　　这并非放弃陆军，但是在设想的与大国在印太地区的冲突中，大规模的重装甲集群难以快速部署且生存力堪忧。

　　所以，陆军的角色需要从“决战主力”向“多域特遣队”转变，成为JADC2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为海空力量提供火力支援和前沿感知。

　　“增智”： 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机器人战车”(RCV)、单兵增强系统（如增强现实眼镜）、远程精确火力（如“精确打击导弹”PrSM）等领域，旨在打造更轻便、更灵活、更具信息感知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地面部队。

　　而且历史上，五角大楼的采购历史充满了成本超支、进度延迟的案例。许多雄心勃勃的项目，从概念提出到形成战斗力，往往耗时十几年，期间技术早已更新换代。

　　从制造芯片所需的光刻机，到生产隐形涂层所需的稀土材料，再到AI算法依赖的高性能计算芯片，许多关键环节都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但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供应链的中断，都可能导致整个武器系统的生产陷入停滞。

　　但一方面美国正面临严重的STEM人才短缺，另外一方面，军方与硅谷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冲突也日益显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AI被赋予越来越大的自主决策权，甚至可以独立决定开火时，谁来为机器的行为负责？

　　如果说美国的军事策略是建立在绝对技术优势上的“力”，那么中国的策略则更侧重于寻找和利用体系中的“势”——即对手的弱点、自身的优势以及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在具体的武器和技术发展领域，东大的策略表现出与美国高度的相似性，这是一种必然的“技术趋同”现象。

　　因为物理定律和技术原理是普适的，为了应Kaiyun官方入口对同一种威胁（或成为同一种威胁），双方必然会在相同的技术赛道上相遇。

　　比如，在高超音速领域。为了对应美国的LRHW、CPS等项目，以东风-17 (DF-17)为代表的乘波体高超音速导弹已公开亮相并服役。

　　更重要的是，东大将高超音速技术与反舰弹道导弹技术相结合，催生出东风-21D和东风-26等“航母杀手”——你拥有昂贵的航母，我则发展能使其失效的、成本远低于航母的打击武器。

　　更重要的是，东大凭借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在商用无人机领域的绝对优势，正在快速将

　　从各种型号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翼龙、彩虹系列）的出口，到珠海航展上展示的无人机“蜂群”作战概念，都显示了其潜力。东大的策略是，在高端智能无人机上紧跟美国的同时，利用成本和数量优势，形成一种消耗战中让对手难以承受的“无人机饱和攻击”能力。

　　再比如美方特别看重的网络与信息战领域，PLA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SSF），整合了太空、网络和电子战力量的新型兵种，其本身就是为了打赢“信息化”和“智能化”战争。

　　自古以来，我们的战略思想强调“体系破击战”，即不求在物理上摧毁对手所有平台，而是通过网络攻击、电子干扰、认知作战等手段，攻击其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C4I）网络的关键节点，造成整个作战体系的“认知混乱”和“决策瘫痪”，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当然，这些技术发展是“表”，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东大有自己的战略思想和实现路径，这些就是“里”。

　　美国的驱动力是维持其全球军事霸权和主导地位的焦虑。它的技术投资旨在确保对任何潜在挑战者的“代差优势”，是一种“守成者”的姿态。

　　我们的驱动力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安全保障的强烈需求，战略目标更聚焦、更具防御性和区域性。

　　美国依赖于一个成熟但相对封闭的“军工复合体”。虽然也在吸纳硅谷的技术，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和机制壁垒。

　　东大实行的是“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旨在打破军用与民用技术之间的壁垒，让最先进的民用技术（如华为的5G、大疆的无人机、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云计算与AI）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流入国防领域。这极大地加速了技术迭代，并降低了研发成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从战略哲学的角度看。美方追求的是全面的、对称的、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它希望在每一个领域都比对手更强。

　　东大的思想是“非对称作战”，延续的是一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非对称博弈智慧。

　　比如从“航母杀手”到反卫星武器，再到可能使隐形战机失效的量子雷达等前沿探索，其核心逻辑是：“你有什么，我就研究怎么克制你；我有什么，就发展你没有或难以防御的能力。”

　　从2020到2026，美国国防预算的变迁，是一面映照我们这个时代的镜子。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策略，无疑与美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反映了大国竞争的冷酷现实，也展现了技术加速演进的无限可能与未知风险。